赵晓:年青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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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税负问题必须先厘清几个概念

2017-04-04 09:16:00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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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保 赵晓)

税负问题近期再次被舆论关注,特别是“死亡税率”的夸张提法更是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中国税负过重的广泛批评。笔者认真梳理了一下各方的观点,发现当前税负问题已经被严重误导,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人群心中的税负概念不同,相互不在一个频道上自然无法讨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二是大家在讨论税负问题时总喜欢把税负之外的东西扯进来,让税负为别人“背黑锅”,越争越糊涂。

不同口径下的宏观税负

先厘清一下概念。一般情况下,大家所说的税负指的是宏观税负,因为微观税负不好衡量,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差异较大。在学术上,宏观税负存在窄、中、宽三个口径。窄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预算内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公共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收收入和罚款等非税收入之和;而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则是指政府所有收入占GDP比重。政府收入包括了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根据最新数据,2016年全国税收收入是11.59万亿(剔除1.22万亿的出口退税),预算内公共财政收入是15.96万亿,政府“四本账”的收入是26.15万亿,2016年全国GDP74.41万亿。根据上面数据匡算,窄、中、宽三个口径下的宏观税负分别是15.57%21.44%35.15%

国际上做税负比较时,通常以中口径为主,因为这些收入都是纳入预算收入的。以中口径计算,这一比值OECD美洲国家平均为27%左右,OECD欧洲国家平均为37%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左右。2016年中国是21.44%,如果不剔除出口退税,也就是23.08%。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中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谈不上高。进一步,如果仅以窄口径比较,则中国15.57%的税负还是明显偏低的。因此,政府有些部门和专家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的税负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税负为别人“背黑锅”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老嚷嚷中国的税负重呢?这问题主要出在比较口径上,上面比较的是窄口径或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但是在各类媒体的讨论中,特别是在普通民众心中,说的都是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因为在老百姓的心中,不管是非税收入、罚款,还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反正这些都是政府拿走的那一部分,都是从企业或者从老百姓的兜里掏走的钱。那么,用宽口径进行比较,结果会是怎样呢?这一比值欧洲国家大部分都超过了40%,美国为37%左右,我国目前水平为35.2%。中国已经与美国比较接近了,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老实说,我国这个比值确实是有点偏高的。

在我国政府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在85%左右,但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税收占比也就50%左右。政府的非税收入太高,直接导致中国的小口径和中口径税负不高,而大口径税负偏高。但是,罚款等非税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虽然都是政府的收入,也确实都是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但它们毕竟都不是税收。一定要算作负担的话,更准确的说,应该称之为企业负担或民众负担,而不是税收负担,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把这些都算作是税收来计算税负,是让税负“背黑锅”,也容易误导普通民众,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更重要的是,现在有的人把电力、运输、房租,甚至办事难的制度性成本,以及日益增长的人力成本都拿来和税负问题混为一谈。比如在讨论“死亡税负”时,媒体常举的例子就是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一事。说中国税负太重,以致逼的曹德旺逃离中国,这纯粹是误导。曹德旺说的是“美国与中国相比,虽然人力成本高不少,但交通运费、水费、车费、土地以及天然气方面的费用都比较低”,这些都不是税务问题。也就是说,对企业而言,真正的税收负担可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大量“痛苦”其实发生在税收之外。社保费、罚款等非税成本,办事难等制度性成本,环境、房租、人力等成本给企业或社会成员造成的压力和负担,才是最实质的问题。

清费正税调结构才是根本

为了减轻企业和民众所感受到的“税负痛苦”,当前的根本是要想办法降低企业“窄口径”之外的非税负担、隐性负担和各种制度成本负担,而不是一味地在税收上想主意。哇哈哈曾经抱怨企业的缴费项目超过500多种,不到一年的时间缴费4000多万。虽然后来经发改委核实,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大家想想,一家企业300多项还不多吗?

对于税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中说的很清楚,基本基调是“稳定税负”。什么是“稳定税负”?就是说税负不再增加了,但没有说要降低。理性地看,由于中国经济建设、“稳增长”和公共福利水平提升的刚性财政支出需求的客观存在,“营改增”之后中国进一步减税的空间也确实不大了。去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3%,实际数据肯定会超一些。欠债总是要还的,如果把地方政府这几年要置换的债务也考虑在内,则政府未来的支出压力确实不小。减税和减支是硬币的两面,如果“支”不减,减“税”自然无从谈起。

当然,中国税制还是要改,但其重点不在于减税负,而在于调结构。在我国,现有税制问题突出表现在税制结构的不合理上。目前,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为三分之一,而间接税比例占三分之二。而世界上发达国家大部分以直接税为主,比例一般都超过60%。不是说直接税比例越高越好,但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可转嫁性和中间性,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会造成税负不公。间接税不管企业有没有利润,以及利润有多少,一律采取“雁过拔毛”的方式征税;二是会造成收入越低的人群或者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感受到的税负痛苦越大。“供给侧改革”在税制改革上重点就体现为调整税制结构,具体思路应该是生产端轻税负,流通端中税负,消费端重税负。当前“营改增”的收官战和下一步的“适当调低增值税税率”,以及未来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都是奔着这个思路走的,只是要完成这个改革还得有个过程。

(本文已刊发于《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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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赵晓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青经济学家之一。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在《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战略与管理》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在《经济日报》、《证券时报》《人民日报》、《财经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南风窗》上等发表大量评论和经济学随笔。主要论著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等。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企业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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